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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考大學的時候選擇機械系是受我二哥的影響，他是交大（現上海交通大學）機械系畢業的，功課也很好，平時我二哥就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的目標也是機械系。這個不是我有興趣的系，到了清華大學碰到了物理系學生組織的“天文學習會”，我很感興趣，馬上就參加了。學生們會請知名的天文學家來講課，我清清楚楚記得第一課邀請的是燕京大學的戴文賽^[1]先生。

我學天文學甚至比學機械本系的課還要認真，做了很多筆記，課余時間在圖書館里看了很多天文的書，有的還認真翻譯出來。清華大學有一架120（毫米）口徑的蔡司望遠鏡，我通過“天文學習會”把它借來，晚上觀測，當時根本買不到國產的這種鏡頭，國內光學工業基本是零。所以，實際上我是到了清華大學發現自己的興趣在天文方面，我想過要轉系，不過那時候已經不太可能轉了。我下了一個決定，就是我將來要搞天文儀器，既不離開我喜歡的天文，又不離開機械專業。

后來我搞光學儀器，機械系的東西對我來講非常有用！因為我有機械制圖這些能力，我想做一個裝置或是其它東西，我可以根據詳細圖紙直接下車間。

不是，我后來知道是龔祖同^[2]先生的建議。

從清華大學畢業后，我被分配到長春的中科院儀器館（現中科院長春光機所）機械室，做各種光學儀器和非光學儀器。1952年到1956年我工作了4年，這期間我沒有放棄天文愛好，晚上看看星，磨一磨玻璃。我估計領導也知道這個情況，所以，1956年單位派大量留學生到蘇聯去學習時，就把我派去了。

到了蘇聯科學院普爾科沃天文臺以后，我才知道叫我去學天文光學，這時候我才從一個業余天文愛好者轉成一個天文光學專業的研究生。從業余狀態變成專業學習，當時知道這一點以后，我壓力是很大的，因此是比較努力的。

當時老師給我的題目是望遠鏡非球面凸面鏡的檢驗，任務是對已經有的Hindle方法，做詳細研究，寫一個報告就行了。我在做的過程中就想，這個方法是不是最好的？它的缺點在哪里？能不能克服？這要稍微講專業一些了，Hindle方法主要的問題是它需要一塊口徑比較大的凹面鏡，來產生會聚光束，不過，凹面鏡的尺寸要求太大。

我就想為什么會有這個缺點，有沒有辦法克服它？我想到Hindle方法產生的會聚光束不是沿著被檢面的法線走，所以需要口徑比較大的凹面鏡，如果產生的光束沿著被檢面法線走，光束的口徑就是最小的了。有想法以后，需要推導相關的公式看理論上能不能實現，后來發現是有可能的。

蘇聯的研究生制度要求，在研究生中期，每一個學生都要做階段性報告，要講一講你已經做的工作和下一步工作打算。我把前面老師布置的工作報告了一下，然后把新的想法也報告了一下，結果我這個報告評選上了優秀報告，還收到了一個月的助學金獎勵。

我先說說回到長春光機所以后的主要情況。

當時中蘇關系已經破裂了，蘇聯專家撤走，中國自己要搞遠程導彈，在做“150-1任務”^[3]，就是大口徑的經緯儀。長春光機所當時的技術基礎只會做小口徑的球面系統，設備和方法都是和這個相關的，要想把應用于最多到200（毫米）小口徑系統的方法，用到大口徑上去，無論機器設備、加工方法還是檢驗方法都是不行的。當時要磨的鏡片口徑其實不大，就600多一點，但是用磨200多口徑的設備再放大，肯定是不行的。還有檢驗方法也是這樣，用機械檢驗的方法想要達到光學精度，也是辦不到的。

而我在蘇聯學習的那套東西，從技術本質來講，就是解決大口徑光學鏡面的設計及檢驗問題。我發現我學的東西正是長春光機所最缺的東西，所以我選擇做這個方向，我不想和別人在業務上有重復的地方。我的工作直接從設計磨鏡片的機器開始，還有當時最主要的刀口檢驗方法，那時候沒有干涉儀，操作刀口儀需要學習，需要有經驗。大概到1963年，基本上把做大口徑電影經緯儀的技術基礎在長春光機所建立起來。

這一階段的工作為長春光機所后面的項目越做越強奠定了基礎。

做“150-1”工程的時候，我根本沒有精力去搞天文望遠鏡。“2.16任務”中間停過，是1975年左右重新啟動的，根據王大珩先生意見，我的編制在長春，按照出差到南京天文儀器廠的方式參加工作，我是1980年正式調過去的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有一天，鄧錫銘^[4]寫一封信給我，說他碰到了李慶逵^[5]先生，李慶逵先生說2.16米紅外望遠鏡項目狀態很糟糕，擔心這個項目做不下去，鄧錫銘建議叫我參加。他跟我說“可能過幾天有人來找你”，叫我有個準備。在這個背景下，我正式參加到“2.16”項目中。但是參加這個項目我是有點擔心的，畢竟我做過的儀器是小的經緯儀，可以拿在手里的大小，“2.16”那么大的東西，并且項目已經在進行了，所以我有點擔心。

主觀方面我很想回到南方，客觀方面工作也有這個需要，最后我下決心還是去。對于我擔心的問題，當時我想只有一個辦法能解決，我在技術上一定要能站住腳，我做的技術一定要能夠經得起考驗，有了這一點，我想其他的問題都好辦。我抱著這個心態到了南京，開始大概有一兩個月感覺進入不了角色，所謂進入角色，就是我能主動考慮一些問題，后來才慢慢進入角色。我聽說“2.16任務”是科學院當年在“大躍進”時期提出的大膽項目里，唯一最后做成的。

1989年2.16米望遠鏡運送到北京天文臺興隆站后潘君驊（中排右一）與研究人員在圓頂室內合影（圖片來源于清華大學校史館）

這種事情很多，我講兩件吧，是我確切做過的事情。

一件是半導體激光器的事情。到1963年，為“150-1任務”做的技術基礎工作基本上可以了，各部門裝校調整，光學車間進行常規運行，剩下的事情我臨時處理一下就行了。長春光機所物理方面的王乃弘^[6]當時在做半導體（砷化鎵）激光器，他碰到一個困難來找我，就是光學諧振腔怎么做，我正好有時間，很積極地配合他，比如諧振腔的磨制、檢驗、焊電極，幫他想了很多辦法。

開始時一直不出激光，王乃弘很著急，就想了一個點子，要用非受激發光元件做光電話的通話試驗，主要的硬件工作都由我來做。最后我們用120口徑的系統做到50公里距離的通話，從十幾公里，二十幾公里再做到50公里通話，這個距離差不多是極限了。1964年4月份左右，我們早于北京半導體所，首先出來了激光。7月份《科學通報》就把我起草的一篇稿子發表了。北京半導體所說他們的激光出來得早，這點我不能完全否定，可是確實沒有文章能作為依據。 

半導體激光器剛出光不久，我就想它有什么用處。1964到1965年間，我用激光器去測800米以外一個大樓距離，用光學測距儀測量結果是837米。用半導體激光器連續打目標大樓的墻，示波器上有兩個信號，一個是發出的強脈沖信號，一個是比較弱的回波信號，兩個信號之間有距離，也有時間差，用光速乘以時間差就是距離。當時粗略地計算一下，我測的數據是830米。我可能是國內最早做激光測距試驗的，拍了示波器屏幕的照片我還保存著。

還有一件是上面交下來的“541任務”，做肩扛的打低空目標的導彈。“541任務”是科學院組織全院的力量合作研究的，長春光機所負責導引頭，上海技物所做硫化鉛紅外接收器，北京自動化所做控制系統，大連化物所搞炸藥和推進劑，還有其它幾個研究所。相關人員集中到北京聽了張勁夫副院長講話，我只記得他說，你們要“老湯下面”，意思就是不要提太多要求，要省一點經費。

然后，參加任務的單位代表到洛陽一個研究所參觀，他們有美國“響尾蛇”導彈的資料，因為有一顆導彈掉在地下沒有爆炸，我們把它完全“解剖”了，所以有整套圖紙。回去以后，我負責導引頭位標器的總體設計，實際上就是把響尾蛇導彈按比例縮小，王乃弘負責瞄準鏡中分劃板的旋轉和調制。這里又是機械知識有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直接把導引頭的總圖、測試用轉臺和臺上的光學系統畫出來，這段時間的任務很緊張，可是我們的工作非常快，效率很高，不到半年，導引頭就研制出來了，可以在10米的距離跟蹤一個香頭，香頭只有一點點，香頭移動，導引頭就跟著轉方向了。

后來他們搞總體設計的嫌導彈打出去，半球形的整流罩導致風的阻力太大，要求改成八角錐形，這一改又是我的事情。這個錐體要用8塊玻璃拼起來，每塊玻璃間都有空間的角度關系，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傷腦筋傷透了。我得把每塊玻璃的角度、和其它玻璃之間的立體關系都搞清楚，畫出圖紙、下車間和加工的師傅一起研制。當時工作效率真的高，當然那時候晚上經常加班，經常通宵，很快也做出了尖尖的整流罩。

我們到科學院在懷柔的靶場試打，那時候特殊時期，上層已經亂得很厲害了，我們底下的還不知道，打了后結果怎么樣也不知道，過了不久科學院正式發文通知“541任務”停止了。科學院里雖然停了，國家實際上沒有停，到了1976年1月9號，所里通知我和王乃弘到沈陽松林機械廠（做導彈的）。為什么去呢？原來我們的圖紙已經在這里，圖紙上有些他們不明白的地方，要我和王乃弘去解答這些問題。后來有一次我到上海803所，也是做紅外器件的，發現這個東西已經變成產品并往其它國家輸出了。

“2.16工程”包含了好幾代人的心血， 包括科學院天文口的，新技術局的好多領導都關心，像龔祖同先生、王大珩先生、機械方面專家雷天覺先生，還有北京天文臺的程茂蘭先生等等。我覺得我能夠參加這個項目，并且把負主要責任的東西順利完成，我對得起這些老科學家，也對得起科學院里全心全意支持項目的領導就好了。科學院有一個叫戴中溶^[7]的，好像還有一個姓張的，都是很認真地參加討論。“2.16工程”有各種技術方面的爭論，全靠科學院的領導參與討論以后，得到妥善處理。所以，只有從技術上能站得住腳，才能過得了這些關。

至于小行星命名的事，我是十分意外的，說好聽些，這是我性格中“助人為樂”的無意間的巨大回報。其實，我在近地天體望遠鏡中的付出遠不及有些項目中的辛苦。

（圖片來源于網絡）

這種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你，我只能講一些粗淺的看法。我覺得要做好高端的儀器，知識面一定要比較廣，我目前也沒有深入到里面研究了，我只知道光刻鏡頭是非常難的，設計加工要求高到1%波長的精度，這個難度是很大很大的，所以參加這類項目的人知識面一定要很廣，并且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。不光需要光學的知識，但是機械方面的背景要有。

我們那時候國家的需求多得不得了，題目有的是，就怕你不去做。不像現在要去爭取一個題目很不容易，時代背景不一樣了。

我在蘇聯學習的時候就意識到了非球面的重要性，不過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記得王乃弘跟我說過的一句話：“光學設計的出路在于使用非球面”。到了后來，不管紅外也好，上天也好，用透射的玻璃元件已經不行了，紅外波長透過率受限制，材料受限制，上天的話重量受限制，就顯示出非球面這條道路非走不可。

我記得做“150-1任務”的時候，唐九華^[8]有一個同時負責的“紅外分光光度計”項目，這上面有兩個元件，一個是離軸拋物面，產生準直光的，另一個是橢球面，在短焦點上安裝接收器的。離軸拋物面有個幾何原理，后面有一條子午線，它平行于子午面任何一個切面，切出來的這條曲線也是一個拋物面，它的方程參數一樣。他們根據這個原理做一個機器，平行地掛塊板，下面的玻璃旋轉，這塊板在上面平行移動。但他們沒想到掛板總歸要有厚度，這個厚度就產生問題了。檢查也是用精密機械的方式解決光學精度的要求，這顯然是達不到的。

所以我就順手幫他們搞了一個儀器，同時把刀口檢驗的辦法教給他們，很快就把紅外光譜儀的光學問題解決了。后來唐九華給我寫過一個評語，比我自己對自己評價還要高，他的手稿可能還在我這里，我很珍視他寫的東西。

激光球面干涉儀是1974年做了模型，我先簡單地搭了一個光路，然后請激光干涉方面的顧去吾^[9]先生過來，和他討論我的方案行不行，他說可以。隨后我搭了完整的光路，試驗發現能看到條紋，當時用的是氦氖激光器。

這步結束以后，我就找了個廢的小車床，放了標尺，可以測量半徑，等于做了一個模型試驗。再下面一步就設計正式的激光球面干涉儀了，產品出來得很快，那時候做事情真的是很快。后來長春光機學院(現長春理工大學)把圖紙都要去了，變成他們的校產品。

到這個程度，我思想上認為，利用激光器做了一個經典的光學儀器，有新的用處，圖紙、詳細的說明都有，我的事情就完了。客觀來講，那時還沒有美國人的Zygo干涉儀，Zygo大概在1980年前不久才有點眉目，而且我們有些條件還不成熟，主要是干涉條紋的自動判讀還沒有一套理論，還至少需要有臺PC機，球面干涉儀上需要的精密刻尺，在國外可以直接買到，而我是先打聽到北京303所在提供尺坯情況下能刻，于是畫了圖，找光學車間再來磨。再加上，當時國內也根本沒有市場意識，造成了主觀上沒認識到下一步應該怎么做，我覺得光機學院要去做校產品我就很高興了。

現在我們有市場意識了，但是科研成果想要轉化成產品的，首先要看這個產品是不是真正有市場價值。有時候自己簡簡單單地認為有價值，做出來卻沒銷路，那也不行。我想創新性的東西，在實踐中才能真正產生價值，能有一件兩件已經很好了，不會每一件都是成功的，肯定有失敗的，所以要允許失敗。

這個問題我根本沒有資格回答。現在技術發展得太快，知識更新太快，我跟不上了。期刊做專題應該找熱點問題相關的全國的專家去搞，我們各個大學都是有這些領域的專家的，因為學校和科研院所有幾個學科存在，有專題項目存在，一定是有專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