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商時報社論
自中美貿易戰開打后，部分專家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勢將大受影響的看法，備受媒體關注。于是，當1月底中國官方公布2018年經濟成長率降至6.6%，創下1990年以來的新低后，不少專家與媒體更直接將中國經濟急遽降溫歸咎于中美貿易戰，研判是貿易戰導致中國出口放緩、企業投資與消費者信心減弱。畢竟，中國近30年來僅在1989年及其后的國際制裁沖擊下，導致經濟成長率大幅下滑（1989、1990年為4.2%、3.9%），1990～2010年平均成長率超過10%，即便在2008～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，經濟成長率也能撐在9%的高點。
然而，若仔細檢視中國經濟數據便不難發現，要將2018年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均歸因于中美貿易戰之過，有些過于牽強。
首先，就出口而言，2018年美國經濟表現強勁，使中國對美國出口大幅增長11.3%，達到4,784億美元，貿易順差更增長17.2%，達到3,233.2億美元，穩居中國各貿易順差國之冠，且連續2年刷下新高紀錄。再加上在關稅調升的預期下，中國出口商急于在美國貿易限制措施生效前發貨，大量搶出口訂單，更帶動中國對美出口大增。所以，若干人士直指2018年中國經濟表現欠佳乃美國關稅壁壘所致之說，不盡真實。
其次，雖然2018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降至5.9%，為2000年以來新低，但主要是受到基礎建設投資由2017年的年增19%，大幅降至3.8%的影響，制造業投資年增率仍高達9.5%，創下近3年來新高，顯見貿易戰導致中國企業信心回落、投資大幅趨緩，進而沖擊整體經濟的論述，也沒有足夠的說服力。
那么，究竟拖累2018年中國經濟表現的主因為何？前述的基礎建設投資大幅下滑，與實質消費快速回落，實為兩大關鍵，并與中國過去長期透過“信用擴張”（credit expansion）支撐經濟成長，脫不了關系。
眾所周知，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后，該年11月中國推出4兆投資計劃救市，力挺2009年經濟成長再度沖上9.1%，頓時成為穩住全球經濟的重要力量。豈料，歐債危機接踵而來，令依舊脆弱的全球經濟再受打擊，成長陷入停滯。美國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遂相繼推出量化寬松政策，導致大量熱錢涌入經濟維持高度成長的中國，為其帶來經濟結構扭曲、制造業大量產能過剩、債務杠桿快速累積的巨大苦果。
國際清算銀行（BIS）的數據顯示，中國非金融體系總債務對GDP比已從2008年底的141.4%一路攀升至2016年底的241.4%。雖然2017年在官方去杠桿政策下，總債務對GDP比未再明顯增加，但因中國政府出手打擊網絡借貸平臺（P2P）等民間影子銀行，反倒使非金融體系總債務對GDP比于2018年第2季末再度回升至253.1%。同時，2008年后中國家庭債務快速上升，至2018年第2季末達到6.58兆美元，對GDP比更達50.3%，遠高于2008年的18.6%，房市泡沫明顯擴大。
為了避免中國爆發系統性債務危機，習近平在連任國家主席與中共總書記后，更確立了2018～2020為期三年的“三大攻堅戰”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、精準脫貧、污染防治），并將防風險、去杠桿列為首要目標。在此政策方針下，2018年中國中央政府讓基礎建設投資力道增長放緩至3.8%，與2014～2017年平均年增長率20.4%的水準，差距頗大，足見中國對民間龐大債務風險的恐懼，以及推動去杠桿的急迫性。
問題是，對中國而言，既不能讓房市泡沫與杠桿持續擴大，卻必須避免房價崩盤引爆中國版的房市風暴，危及社會安定。今年1月廣發銀行和西南財經大學聯合發布的《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》顯示，中國家庭資產配置有77.7%集中在房地產，遠高于美國家庭的34.6%，代表中國房市崩盤所付出的經濟代價，將遠高于西方國家。因此，中國以“房住不炒、房價不漲”為房市調控政策指導方針，加以經濟成長趨緩，過重的房貸壓力自然會對民間消費產生排擠效應，成為2018年中國消費成長減緩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要言之，2018年中國經濟大幅趨緩，實非中美貿易戰的偶然，而是長期“信用擴張”政策的必然。更麻煩的是，現正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，雖時而傳出正面的訊息，給予金融市場些許信心，但對“務實的”美國而言，在好不容易有牽制中國的工具（關稅），且效果頗佳后，怎會輕言放棄？在可預見的未來，雙方縱能談出些許共識，美國頂多將去年調升的關稅稅率略為降低，做為談判紅利，卻不太可能會完全解除對中國的關稅枷鎖。而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，只怕在2019年才正要體現。再加上中國政府持續推動“三大攻堅戰”，意欲拆解偌大的債務地雷下，消費及投資亦將快速減緩，導致企業利潤萎縮，進一步壓低民間投資意愿。由此可知，2019年中國面臨“內外交逼”的挑戰甚大，各界實應密切注意相關的情勢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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